跟昆汀的经历相似,宁昊在《疯狂石头》上映之前俩礼拜进过一次看守所,据说是因为把他把小区里的保安给打了。
他在那里头信息饥渴,很享受与牢头一起审讯新犯的时光,审得比警察还仔细;后来他和一个贼成了知音,俩人从改装摩托一直聊到贾樟柯的《小武》。出来那天,他说里面没啥坏人。
今天他找孟轻舟,并不仅仅是喝酒,这家伙已经鼓捣出了《无人区》的剧本,只是心里没什么底,想让孟老板投资呢!
他担心什么,当然是过审了!
美国在分级制度建立前,经历了几十年的“海斯法典”时期,日本电影昭和以来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审查时期,德国在分级制度实行的同时,也同时存在审查机制。
有兴趣的不妨去了解一下,美国、日本过去的电影审查时期。
不得不说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
但这些,和“中国式的电影审查”,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。
国内小工坊式的独立电影,多多少少借着90年代的遗风,还能产出一些水准线上的电影,虽然也越来越少。
而审查制度作用影响最大的,是商业片。
独立电影不能上映,去国外刷个奖,找找外部的发行渠道甚至于还可能盈利。即使不能盈利,投资本来也不多,亏了也就亏了。
以贾樟柯的《小武》为例,前期拍摄加后期费用在38万左右。
对于个人来说,这钱不少,尤其是在90年代的中国;但对于电影投资来说,这钱真的不多。
六代导演当年敢硬扛,多少有一部分这个因素。
然而对于商业电影,审查机制的每一个环节,都是要了命的。
这个关系结构是,审查、市场、观众;政策、积累、电影工业。
明白的说,市场是几十年来行政高压下塑造成现在的状态,而我国观众始终是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,原因也很简单,因为发行是某局决定的;
而电影工业在几十年来缺乏积累、懒政式管理的情况下,滞后于这样的水平,也是必然。
一个本来就50分的学生,如果老师又不好好教,家长天天骂,并且学费生活费都不给他,他更大的可能,就是每次考试步步落后,哪怕会的题,也不会主动去做了。
我国电影就是这个学生。
对电影“求精品不求数量”的态度和大制片厂时代非硬性的市场需求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,这也使得那一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弊端并未完全暴露。
在中国电影被“产业化”之后的这十年里,官方逐渐乐于向国际宣传我国影市的蓬勃和兴盛,但同时又紧握审查制度不放松,“被增长”的总票房数字以及对“世界前列”、“世界几大电影市场”的头衔迷恋代替了原先对电影本身“精益求精”的追求。
在此意识的主导下,‘票房至上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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