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心点。
民国九年,我定出一条公例:“心理变化,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又绘出甲乙两图,以后一切议论,都以之为出点。批评他人的学说,就以之为基础,合得到这个方式的,我就说他对,合不到的,我就说他不对。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,用以度量万事万物。我也自知不脱我见,但我开这间铺子,是用的这把尺子,不能不向众人声明。
我们试就甲乙两图,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:孟子讲“差等之爱”,层层放大,是很合天然现象的,便他言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”与夫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”一类话,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,对于第一圈之我,则浑而不言。杨子主张为我,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,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,第二以下各圈,置之不论。墨子摩顶放踵,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,他主张“爱无差等”,是不分大圈小圈,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。杨子有了小圈,就不管大圈;墨子有了大圈,就不管小圈。他两家都不知:天然现象,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。孟荀二人,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,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,荀子说是层层缩小,就不免流于一偏了。我们取杨子的我字,作为中心点,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,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。孟言性善,荀言性恶,杨子为我,墨子兼爱,我们只用“扩其为我之心”一语,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。
孟子言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”。怵惕是自己畏死,恻隐是悯人之死。孟子知道人之天性,能因自己畏死,就会悯人之死,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,因教人再扩大之,推至于四海。道理本是对的,只因少说了一句:“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”,又未把“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,此心作何状态”提出来讨论,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,以为人之天性一出来,就是恻隐,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。一部宋元明清学案,总是尽力挥恻隐二字,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,就流弊百出了。
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,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。怵惕扩大即为恻隐,利己扩大即为利人。荀子知人有利己心,故倡性恶说;孟子知人有利人心,故倡性善说。我们可以说:荀子的学说,以怵惕为出点;孟子的学说,以恻隐为出点,譬如竹子,怵惕是第一节,恻隐是第二节。孟子的学说,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,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叶。荀子的学说,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,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叶横起长,以致生不出第二节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,各有见地,宋儒扬孟而抑荀,未免不对。我解释厚黑经,曾经“汉高祖之分杯羹,唐太宗之杀建成、元吉,是充其本然之厚黑。”这即是竹子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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